深圳建筑界与台湾同行睽违多年，两个行业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耕作都市地块，在不同的红线范围内为社会贡献专业智慧。就像两条并行穿行的溪流，沿着不同的时光河谷，潋滟向前。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挟实验建筑师在大陆吹起的新风，深圳建筑界也风起云涌，由大型设计院主持的单一生态，逐渐多元化，建筑师事务所、知名建筑师领衔的工作室如雨后春笋生发，国有设计单位也在慢慢转型，或分蘖出更有活力的设计支脉，或经MBO变身为更有能量市场主体，寂静的河流里开始有独木舟争流。

这边冻原萌动，那边早已草长莺飞，台湾建筑师的过去二十年，各路建筑师在社会舞台上找到了各自的戏路，李祖原的台北101大厦、姚仁喜的宜兰兰阳博物馆，以大体量，高造价，现代主义的建筑语言，打造自己的主流建筑师身份：一方面是商业宠儿，作品傲立都市中心；一方面活跃艺术展览，光晕闪耀威尼斯普利奇欧尼宫。台湾还有另一批建筑师，建筑对他们来说，已经超越了土木施作的层面，进入到人文场域的对话。他们关注弱者，体悯底层，积极在“自由”和“公平”两个社会维度里开拓行业空间。

在台湾南部，吕理煌的建筑繁殖场，谢英俊的乡村工作室，都在走“自力建造”的路子，使用简单易操作的轻钢结构，让建筑空间可以自由生长繁衍，把主宰空间的权力还给人民。谢英俊更是将这种亲近人民的建造方式带入大陆腹地，开展“协力造屋”行动。在台湾北部，建筑师厕身于公民运动之中，时任台北都市建设规划官员的苏南洲，以他基督徒和建筑师的身份，用柔性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按摩社会，推进了国民政府对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还有台大城乡研究所的以夏铸九、毕恒达为主的教师群体……在康乐里贫民聚居区拆迁事件中，为底层代言，与政府与地产商博弈，底层利益，锱铢必较，用专业知识和社会良知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文明进程。台湾温和的社会转型之路，是大陆的社会转型之路的不二之选。现在温和的台湾社会图景，正在缓缓投影在大陆社会改良的路径之上，民间复活的版图，第一笔应该从描画台湾开始。

大陆公民社会之路刚刚起步，建筑师的社会身份还模糊不清，困惑与不解时在案头，举头何处望去途，台海有鸟飞复来。

在2005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之后，黄声远，谢英俊等建筑师开始进入深圳视野，有了被媒体表述为“惊艳”的初见。之后随着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以及南方都市报建筑传媒奖的陆续举办，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观筑建筑文化交流中心等建筑类社会团体的成立，使两岸的建筑交流更加频繁，公开的论坛与讲座，私下的酒聚与饭局，在“弱建筑”边的围炉夜话，在“银色大厅”里授课解惑，一眼看去，竟然颇“虚假”繁荣。

两岸的建筑交流，从来都是台湾渡海而来深圳，深圳建筑师殊少去台湾，两岸文化交流渐成单行道，格局存在输入与输出不对等，深圳建筑师要逆向行驶，去台湾看台湾建筑师的社会成果，看他们的专业态度和社会土壤。也要去台湾办展览，展示我们的专业智慧和社会关怀。深圳的观筑建筑文化交流中心就是一个旨在推动中国建筑旅行的非营利机构，成立一年多来，他们策划了多条线路，有台湾新锐建筑与乡土之旅，带着年轻建筑师，去台湾看建筑，吃美食，去看台湾艺文复兴带来的建筑作品，去和稻田里的建筑师交流，感受另外一个得以幸存的汉文化社会。

我从2009年10月开始拍摄坐落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政府主导建设的公共建筑，或者说叫政府大楼。以一种游猎式的拍摄，给各地政府大楼拍摄巨幅正面肖像，一年多来，走遍了一半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北到呼和浩特，南到深圳，东到上海，西到成都，从样本意义上，基本完成了中国县市级政府大楼风格的收集。分析这些摄影作品，可以了解各级政府大楼的形成机理，了解当代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

各级地方官员都热衷于建设豪华政府大楼，有条件的盖，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盖，在钱粮运作方面，地方官员在这方面可谓足智多谋。1982年，中国悄无声息地在宪法上增加了一条“土地归国家所有”，这场悄无声息的土地革命直接催生了日后建设用地招拍挂制度，这让地方财政赚得盆满钵满，即便当土地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还可以以土地抵押作为融资工具获得银行贷款。在如此运作之下，全国各地政府大楼遍地开花，以至于我在拍摄的行程中，寻找拍摄目标根本不用事先打探，随机踏访，一去一个准，总有一个巍峨壮观的大楼在等我。

为何他们热衷于建设政府大楼？因为那是一道土地餐桌上的焗龙虾。

在1993年以前，国内财政收入的分配，地方政府占大头，1994年，中央进行了税制改革，中国的税收收入分为国税和地税两大类，其中中央拿走了税收收入大头。自那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占小头，收入严重下降，但其所承担的事权却并没有减少，地方政府亟需有新的收入来取代被中央政府切走的那一块芝士蛋糕。而在目前体制下,扩大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土地财政”。
简单地说，就是建立一个土地市场，将城市的土地切块来卖，以获得政府预算外的收入。任何一个会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如果要将商品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就要提高商品的成色价值。
一个巨大的shopping mall在开业之前，会以极低的租金邀请Gucci、Louis Vuitton等时尚巨头入住，以提升卖场档次；下乡人摆婚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去农贸市场批发养殖青龙虾来装点餐桌，以提升婚宴档次；这种利用“名牌效应”的把戏应用在土地市场上，就是建造豪华的政府大楼。请国际著名的城建专家来做规划，请明星建筑师来做设计，落成之后的壮丽宏伟大楼能给人带来对未来的遐想，对政府继续投入改造片区产生信心，从而提升地块价值。
这种故事可以远溯到十七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当时住的巴黎城老旧破败，卫生状况很差，巴黎市民将粪尿直接倒在大街上，甚至还发生了“乱石党”用石头砸皇宫的事情。路易十四决定将王室宫廷迁出巴黎城。他决定以路易十三在凡尔赛的狩猎行宫为基础建造新宫殿，为此征购了6.7平方公里的土地。凡尔赛地区周边人烟稀少车马冷落，路易十四令建筑师们为他增建宫殿的南北两翼、教堂等附属建筑，并在宫前修建了三条放射状大道。以吸引居民到凡尔赛定居，凡尔赛落成之后，随即成为欧洲最大、最雄伟、最豪华的宫殿建筑，并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贵族活动中心、艺术中心和文化时尚的发源地。
路易十四是中国式造城的祖师爷，这个做法现在被征地市政府活学活用，用google搜索关键字“政府搬迁”，相关搜索为陇南市政府搬迁、许昌县政府搬迁、陇南市政府搬迁成县、杭州市政府搬迁、成都市政府搬迁、北京市政府搬迁、昆明市政府搬迁、宁波市政府搬迁、上海市政府搬迁、西安市政府搬迁……据统计，目前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还有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从现实层面看，建造政府大楼，是运营城市的一个商业策略，相当于政府倾力打造的一个橱窗，它的功能旨在繁荣土地市场，吸引买家进入以及抬高商品价码，任何一个懂得城市运营操作的地方政府，都会走这一步棋的。


大楼以不可辩驳的物理形式在强调千年不变的政治伦理

财政丰厚之后，为更好地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提供了物质保障。
翻卷史书，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政治格局从未有过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天子统御小民，还是集体主义代言人领导个人，精神核心都是对“个人”的消解，古代中国的诸子百家中，孔丘的儒家仁学是典型的无个体哲学。孙中山虽然提出了三民主义，但他民族主义、群体本位主义观念浸润太深，新不敌旧，他在革命和建党过程中，推行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无视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进入毛时代之后的政治伦理，还是未有变化。
集权主义统御个人主义有一整套的仪轨，精神领袖，理论学说，书籍经典，组织生活，服饰礼仪以及建筑空间。他们有一整套系统来体现统治者的威严，不可冒犯。在建筑层面，“领袖们”有各自偏好的建筑审美，希特勒喜欢新古典主义的罗马柱式，斯大林喜欢“社会主义的内容加上俄罗斯民族的形式”，希特勒曾对他的御用建筑师斯佩尔说的：““我有一项紧迫的任务交给你，在不久的将来，我要召开一些重要会议。为此，我需要富丽庄严的大厅和会客室，它们必须符合帝国的身份，尤其是在较小国家的要人面前，更能显示出帝国的威严。”统治者都希望能通过巨大的建筑体量来反衬个人的渺小，让来访者时刻浸陷在敬畏当中。
中国当下的政治形态与第三帝国和斯大林时期已经明显不同，但权力建筑的设计依然依靠国有的设计院为主，市场化的建筑师事务所很少有染指机会，导致历史惯性让二十一世纪的政府建筑设计落入到历史的窠臼当中，我在各地见到的政府大楼，依然沿用了大量新古典主义的元素，左右对称结构，装饰性的罗马柱，建筑材料大量应用大理石和花岗岩，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省市，偶尔能看到玻璃幕墙的表面，但很多还会用一个民族风格的琉璃瓦屋顶来强调政治正确。想要进入政府大楼的人，首先要穿越一个巨大的广场，再沿着巨大的台阶而上，如果从空中鸟瞰，就像一个灰褐色的大理石盘子上，踽踽独行的一个蚂蚁。
一个网友在名为“宝鸡岛”的网站上记录了自己进入宝鸡政府大楼的感受，他说，“那天坐车到了市政府大楼的南广场，举目四望，那宏伟气势和规划布局是任何第一次来的人不会不环顾四周观前看后的，登上高高的台阶，刚进了大厅的门，一声“你干啥，过来登记”传了过来，一看左边正在对所有来人进行登记，明白这是惯例就过去了，拿起笔一一按要求认真写过，“你手里是什么材料，是不是什么反映上访材料”？看见我拿的是项目报告，对方验证通过。”然后又是查验证件，进入楼层，楼层里几十个所有的房门都一样，而且没有门牌，他似乎进入了一个魔幻领域。


权力建筑一方面消解进入者的自我意识，令一方面在膨胀官员的自我意识。

在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中，书记的权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用学者秋风的话说是，可以超越宪法。按照宪法设计，政府的监督机制其中一项是单独依靠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约束基层官员，但由于上级官员的政绩依赖于下级官员，于是，监督很自然地就蜕变成为合谋，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基本失灵。除此之外，又没有其它监督机制，比如，没有民众监督，也没有独立的司法监督。结果，每一个地方政府就成为一个权力自足的堡垒结构。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元首”的自我意识会自然发酵，最终膨胀成不受制约的政治人格，“我要建造一个小天地”是他们共同的心理回声，建筑是最能满足官员自我意识，体现他执政理想的物质道具。
拿破仑曾指派奥斯曼大力改造巴黎城，拆掉了不少旧建筑；齐奥塞斯库的建筑最大“手笔”，是1984年下令建造“人民宫”，“人民宫”有1000 多个金碧辉煌的房间，由于太过奢华， 修了5年一直到1989年剧变骤起，“人民宫”还未完工。
曾被媒体报道过的安徽阜阳颍泉区书记张治安，他主持建设的颖泉区政府大楼因风格酷似白宫（其实更像美国国会大厦），而被称为“白宫书记”，他本人对建设和设计充满热情。他还曾到合肥进修，学了三年建筑设计。算是一个业余建筑师，在他曾任党委书记的小张庄，张治安在建筑设计方面想象力得到充分发挥。设计了村里数幢欧式风格的农民别墅，这些建筑形态各异，恍如“踏入安徒生的童话世界”。2001年，张治安由区长升任颍泉区党委书记，他开始实施自己筹划已久的“五大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白宫”政府大楼，全国各地有很多模仿美国国会大厦的建筑，阜阳的最初出名，是因为懂得建筑设计的张治安，对大楼的设计勤力参与，一直到建筑材料的使用，严格保留了原版风貌，最终落成之后，建筑整体素白，罗马式圆顶与下部的廊柱浑然一体，效果最好，经网络与媒体报道之后，声名大噪。张治安成也建筑，败也建筑，最终因“白宫”太过于显赫而被举报入狱。

中国当下的权力建筑，不仅是一个个物理空间存在这，还是活着的政治标本。它们早已不再是以居住为目的纯粹建筑，承载了太多的政治意义和商业意义。它投资巨大，但装修生冷坚硬，住在里面并不舒服；它装修豪华，但下班之后人去楼空；他所处地段优越，但地皮费用几近于零；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与商业两者耦合而成的拧巴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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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摄影之“我住在这里”

我从2006年底开始拍摄“我住在这里”这个专题。自2005年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因投资取向的买家大批涌入，房产价格扶摇直上，地产楼盘慢慢地从一个商品种类、投资品种，变成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抛离在加速旋转的房地产市场的轮盘之外，“居住”话题开始超越生活层面，进入到政治层面，我居住工作在北上广深之深圳，对此种变化如春江游鸭感同身受，产生了用摄影来记录“居住”的想法。

在这个城市里，“我住在哪里”成为一个城市人都在关心的问题，一个人的住所显示了他的社会阶层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了一个终极问题，我住在那里？我将住在哪里？这些问题撞击着每个人的心弦。在高房价的浓黑乌云掩映下，我们拼命工作，努力赶上资产增值的速度，战战兢兢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住在哪里？”。

在深圳，这个问题更加直指人心，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一个快接近两千万级人口的移民城市，全国乃至境外的人士随着全球化的大风像蒲公英一样飞坠来此，在这里构成一个巨大的中国居住样本库，依照收入梯度的自然分布，有住封闭小区的中产，住湖边别墅的富人，住城中村的小白领，还有那烂尾楼里的城市贫民，工棚里的民工家庭，工业区夫妻房内的产业工人，也有流落街头的赤贫人员……有人口一般上5人以上的三代同堂大家庭，也有悬空一代的丁克家庭，甚至是奉行独身主义的个体家庭……从文化构成上看，有南方人、北方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有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婚姻结合，或者中国和外国人结合的跨文化家庭……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这是一个富矿。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城市里风里来雨里去，死皮赖脸地跑到别人家里去，央求他对我开放他最私密的空间，拍摄他住的房子，很多人开放了他们的寓所，但也有人直接选择了拒绝；也有开始答应拍摄，最后又反悔的例子。一次我已经到了约好的拍摄对象家门口，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她，她像消失了一样，敲门不应，电话也不接听。我坐在她家楼下的花园天井里，等了好几个小时，也没见回来，也没回电话，最后只好失望地离开了。事后也没有什么解释，我知道，是她在最后一刻退缩了，私隐保护战胜了展示欲望，在摄影师即将进来的一刻，他们选择了沉默来保护自己的起居场所。我都能理解，在一个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国家，“家”是最后一道防线。

就这样，2007一年拍了150家，出版了一本书籍，参加了2007年的大声展，2007年的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大声展策展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现场很多观众是看完我所有图片的幻灯播映后才离开展区的。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深圳双年展现场，这些以深圳为基地的居住图片样本，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也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2008年以后，我开始将拍摄的视野从深圳扩大到整个中国，四川，陕西，上海，北京……利用各种出差或者旅游的机会，游走各地，2008年，我去了四川地震地区拍摄了板房系列，2010年，我去了陕西渭南，拍摄三门峡库区移民住的避水楼系列。

这种游猎式的拍摄，目的在于涵盖更多的城市居住类型，并且希望能在“住”这个背景下，能包容众多的小专题，成为历史的备注。我希望在这个海量图片记录的居住类型上，注入更多的历史厚重感和新闻性，，这些以小子集，小专题形式存在的图片，将围拱形成“住”这个巨大母题。所以能参与拍摄的人，实际上是在帮我一同完成一个艺术作品，一同来完成为他和他的住所立像的艺术工程，展示在端庄大气美艳奢华的房地产巨幅广告背后，真实的中国居住现实；展示在土地经济为国家贡献巨大GDP数据的同时，国人在居住条件上所支付的残酷代价。中国正在急速转型，我们都是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人物。几十年之后，我希望这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社会影像文献资料。

一百年前，一战之后的德国百业凋敝，德国士兵奥古斯都·桑德，从部队退伍后成了一个照相馆老板，他拍摄了大量德国人的照片，汇集成一本煌煌影集——时代的面孔。记录下了世界大战战败之后，留在德国国民脸上的阴影，以及逝去的日耳曼帝国的荣光。这些照片，因为深刻反映了雅利安人的困境，在希特勒时代，在国家社会主义春药的口号声中，桑德的作品竟然成为了敏感材料，他的大部分底片，为了躲藏纳粹的搜查，损毁不少，成为永久的缺憾。现在技术进步了，照片都会妥善地安置在大容量硬盘里，并且有完善的备份机制。从拍摄方法上，向桑德致敬，用海量的正面肖像照的形式，反映一个时代的横断面。有摄影评论作者把我的摄影叫作“呆拍”，平淡无奇。是的，我不太追求“决定性瞬间”，不追求诗性的画面，奇特的角度和唯美的光线，在创意美感和真实科学的轴度上，它更趋向后者，尽可能多地保留各种细节，追求平实，真实，全面和数量。我把这种摄影方法叫做“文献摄影”，对于文献而言，它的价值不在当下。

 

照片本身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两个教师的肖像，他们是陕西省靖边县天赐湾乡小学的老师。

在我挂上这两幅照片之前，中庭上悬挂的是两幅商业条幅，一幅是圣诞节打折促销，另一副是一个棉织品牌的形象广告，现在让位于展览作品，我在意的是这个行为，用两幅旅游留念式的照片来占据原本属于商业巨幅广告的位置。这不是因为这个商场酷爱艺术，而是更高一个管理级别的机构有更高的社会诉求时，暂停了原来的商业诉求。展览的主办机构是招商局扶贫基金会，花园城购物中心是其属下的卖场机构，无论从行政级别还是诉求公序，都可以合理要求将商业条幅让位于我的摄影作品。

但是，一周之后，摄影作品会被撤掉，重新会换上商业广告条幅。主导这个社会的，依然是商业，它像一个低调而不知疲倦的力量，在底层驱动社会的各种活动。行政命令只能维持一时，经济逻辑永无绝期。但是，当行政机构强大到忘乎所以的地步时，特别是一些非市场经济的国家机构，他们会忘记这条铁律。

以下是我写的全文，刊出时有删节。灰字为删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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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你好。

十多年前我从广深高速公路上盘旋而下，一头扎进深南大道，

这种游猎式的拍摄，重点放在“我住在这里”和“公共建筑”两个主题上，前者，我已经拍摄了两百多张照片，涵盖了城市的主要居住类型，我从去年开始，将拍摄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并希望能在“住”这个背景下，拍摄众多的小专题，成为历史的备注，或者新闻的旁白。什么意思呢，我是希望在这个海量图片记录的居住类型上，注入更多的历史厚重感和新闻性，2008年的时候，我去四川地震地区拍摄了板房系列，这次我去陕西的目的是拍摄三门峡库区移民住的避水楼系列，这些以小子集，小专题形式存在的图片，将围拱形成“住”这个巨大母题。

公共建筑的命题拍摄，也依然在继续，但不再主动搜寻，随遇而拍，无为而治，这个系列的摄影，从画面形式上已经遇到了瓶颈，需要有新的东西来注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审美趣味和魄力，总会给我带来惊喜，这点我并不担心图源的枯萎。譬如，下面这张图，这是在陕西米脂县拍的，地方政府用太阳能LED灯布满了县城周边的山头，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山上熠熠生辉，星空倒转，银河横流，这么有想象力的浪费税款的行为，大大超出了城市人的想象。这种现象，在陕西甘肃一带非常盛行，我在甘肃两当县和陕西凤县都有见，据说还有人造月亮的景观。

先开个头，日后再写。

花了两个小时看完朱涛关于香港西九龙规划的博文，看到三个大师方案，似乎都在竭力营造城市的惬意的徜徉空间，这都是建立在有旺盛的人流的基础之上，否则都是纸上谈兵，如何利用规划语言，诱导城市人流进入西九龙，是个摆在大师桌面上的问题。
因为香港虽然人多，西九龙却是个人流贫矿。
西九龙西面，圆方商场与过海隧道夹持的步行空间非常可怜，几乎是行人的荒漠，地面上是快速路，汽车呼啸而来，钻海而去，连个圆方商场停靠点都没有。上次我搭车陪太太去圆方逛商场，车从西九龙一直开到金钟才有地方停靠，又坐地铁返回来，一来一回，坐了过了两次海。
西九龙东面其实行人也不多，一条从柯士甸地铁站到九龙地铁站的空中连廊，行人很少，另外与九龙公园的连接部因为有大型私家楼盘港景峰的阻拦，旧九龙的街头行人也很难直接到达。
许李严方案那个剧院的位置，为城市轮廓考虑，应该像悉尼的做法，放在岬角之上，为交通人流通勤考虑，适宜靠近交通干线，因为我不是香港人，美观第一，实用第二，我投票给前者。
最紧要是找时间去看看三个大师的模型方案和动画演示。
有网友用欧阳峰来形容库哈斯，倒是很形象，无论是古怪规划手法和鹰钩鼻长相，还有来自西边的荷兰，都很西毒。

马儿和他关心的六件事

在上个世纪建政之前乃至更早的农耕时代，国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是：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前一句是物质生活，后一句是精神生活，两头都有追求。整个句子的核心是土地。没有土地，生活就缺少根基。租来的土地不能算，佃户的生活是已经被“收租院”一类的文艺作品定性为惨无天日的地狱。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建政之后的五十年代的口号，那时，土地改革将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执政者向民众描绘的一种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图景，这句话经常在下访干部口中喷薄而出，在农村生产队的麦场上，在工厂车间的学习会上。在火红的年代里，这句顺口溜式的话语成为民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朴素描绘，住的是带楼梯的房子，过的是电气化生活。在共产主义狂热成为集体精神生活的那个年代，个人的精神生活已经微不足道。因为长期的物质匮乏，能吃饱穿暖竟成为生活追求的全部。

而现在，高品质的生活定义的外延进一步被拓展，房地产业对此最为热衷，欧陆风情，西班牙庄园，低碳社区，绿色生活……他们用大量虚无缥缈的词汇来定义生活，因为有商业资本的支持，这些泡沫文本强行占领城市的视觉空间，喋喋不休地鼓吹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高品质生活。这种荒诞真实后面，印证了一个事实：土地依然是有关生活品质的核心内容，我这六张图片中有两幅在指向这个层面，拆迁和居住。这两者关系紧密，互为因果，因征地而推动的拆迁被认为是目前正在发生的第二次土地革命，甚至有有法律人士指出：“土地储备制度已然沦为剥夺最广大城市、农村居民根本利益的制度性工具”。在不公平的土地制度下，市民不得不承受高房价的恶果，在住房梦想上，从“二十亩地”的庄园式，倒退到“楼上楼下”的Townhouse式，再退守到目前的“蚁居”、“蜗居”状态。让人哭笑不得。六张图片中还有两张指向的是衣食住行中的“行”，迁移自由和交通堵塞。前者在暗指阻碍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后者是对汽车工业给城市交通带来的“肠梗塞”表示不满，政府对GDP的追求，给汽车工业大开绿灯，汽车消费成为房地产之外的另一根支撑GDP大楼的基桩，而城市设计依然停留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功能性规划思想上，这种规划思想已经被简·雅各布斯批判得体无完肤。规划与汽车消费的矛盾让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剩下的两张，一张是衣食住行之“食品安全”，“三聚氰胺”奶粉只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最后一张是衣食住行之外的“选举权利”，图片的背景是台北市总统府门前的凯兰格达大道，台湾公民政治的露天舞台，马英九在这里与支持者信心喊话，施明德在这里搞红衫军“天下围攻”，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映衬出公民意识觉醒之后的大陆民众的政治空白。表面上，这个大道广场上充满着喧嚣与争吵，有时还有追逐与暴力，似乎与高品质生活无关，实际上却息息相关，它是失落已久的公民精神生活的秤底之砣，没有这个，我们追求的自由和文化，都会失去重量。